就“冲破经济雾霾，实现转型发展”这一专题，孙教授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环境中，深入探讨了“政治持续调整和期待经济复苏”、“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危险系数”以及“面对全球转型期我们应该何去何从”等三方面问题，通过中、美两国经典案例分析将我国现有的政策与国际作对比，昭示中国未来在改革发展、限制权力和控制风险等方面的进步空间。

“我们不需要飘着雾霾的GDP。”

“我们不需要飘着雾霾的GDP。”讲座伊始，孙教授即旗帜鲜明的指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性。“什么是转型?第一种是直截了当的说政府职能要转变;第二个是产业转型;第三是业务转型;第四是管理职能的转变。这可能更多是对企业和政权机关内部转变你的工作作风。还有就是流程再造，这也是转型。还有所谓的调整、改变、创新都纳入了所谓的转型的范畴，所以调整、改革、创新都是转型。”在当前我国金融政策持续调整的现状下，考虑到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风险和危险系数，孙教授指出，我们的转型刻不容缓，除了经济上的转型，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转型，包括政治概念下我们政府行为的转型。

随后，孙教授指出，“我们不得不从国际的环境来看中国的环境，这样才能看的更明白。”他援引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上海财经大学做演讲时的观点指出，“中国考虑问题是放在一个很孤立的范围内考虑的。我们总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孙教授表示，全球性的问题应该拿两个国家来对比举例，即使每个国家的生态不同，都在按照自己的管道和渠道往前走，但是宏观经济中一些重大的、大家关心的问题仍有非常重要的参照比较意义。

“QE是一种麻药，上瘾是不行的。”

孙教授指出，QE时代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往往是一个转型期。“量化”创造货币供应，“宽松”会降低银行乃至整个证券资本市场的资金压力。然而，“QE作为一种麻药，上瘾是不行的，它尽管让全球经济从风暴之后缓步回升，但是麻药终将消退。也就是说我们各级政府也好，老百姓也好，要特别关注这个麻药消退了之后，剂量减退，何时减少，如何减少，对我们的金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孙教授通过列举美国QE的演进过程与我国货币供应现状，表明“QE时代即将过去，‘后QE时代’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转型期，即全球进入了一个转型期。”

孙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转型期(亦即“后QE时代”)需要关注的重点如下：第一，QE创造了低利时代，利率比较低的时代，是不是随着后QE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后QE时期，长债利率首先会反弹。第三，升息时间最快约在2015年。第四，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渴望持续。第五，美联储现在肯定在积极退出QE，让美元价值回升。对于几大货币，孙教授指出，“日本安倍政府坚持QE进行到底，但他也遇到了问题;整个欧元区的复苏现在仍然坚持着继续量化宽松;英镑已经率先停止量化宽松，所以有人说英国有望率先加息，并且英镑有望在今年跑赢美元。”

“利率不市场化，就没有办法对经济作出预测。”

四大关键指标可以看出我们宏观经济的政策的效果：经济政策(我们一般习惯用GDP看)、失业率(我们看就业率)、通胀率以及政府的财政能力。孙教授利用数据探讨了QE对美国的影响，并对比中美这四大关键指标，并以中美房地产利率为例展开阐述。“中国的利率没有市场化，在这一点中国的利率是和美国没办法比较的，但是利率不市场化，就没有办法对经济作出预测。房地产利率反弹，其实它在经济上的解读是‘预示着房地产市场的向好’。所以就有人愿意到美国去买房产，贷款就有人需要，有人需要贷款，有人愿意提供贷款，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利率水平来调节房地产的贷款利率水平。”“而我们的利率不受市场化的影响，我们基本上看不出它对经济的影响水平，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利率压在如此低的水平——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利率，并不代表影子银行在第二市场里面开辟的另外一种利率。”

谈到热极一时的上海自贸区建设，孙教授指出，美国通过TPP、TTIP等贸易区的协定，一方面把技术向这些国家渗透(但是美国规定这些共享的技术贸易，或者说贸易技术不能让这个圈子以外的任何国家共享)，同时打出政治牌、贸易牌和军事牌，三张牌使得中国的发展空间压缩变小，我们想加入的话可以跟美国谈，但是也要跟其他的国家谈。所以我们不得不走出一条道，“上海财经大学办了一个自贸区方向实验班，以后专门在这些地方工作。”

“我们最担心的是问题没有看清楚就采取措施，无法对症下药，那会酿成更大的一种危机。”

2014年1月22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公布“2014年最受瞩目的十大风险”：财政危机、结构性失业、淡水危机、收入差距严重、气侯变化、极端天气、全球治理失灵、粮食危机、金融社会风险与政治与社会动荡。

回顾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经济恐慌，孙铮教授说，“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欧洲形势糟糕不堪，中东格局战乱不止，远东地区闹腾不休，国际环境危险不断，中国经济也不容乐观。”孙教授通过对财政危机与产业危机的阐释，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

我国的增长驱动力耗尽，为什么这样讲?孙教授分析指出，我们以往依赖于出口，尽管我们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在逐年的上升，但最近几年出现了零增长的状况，甚至个别时段有回落。我们出口额正处于一个下滑的过程;我们的楼市由繁荣几乎走到了尽头;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在逐年减少，但体量并没有减少——政府仍然能够掌控关键行业，“国进民退”是事实;我们的劳动力膨胀，人口红利现已枯竭，年轻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下降较快;有一个信号特别引起金融界和经济界高度警惕，那就是我们信贷增长的规模处在一个红灯而不是黄灯的状态。“发了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借出去，却无力偿还，是一个信贷的危机。”同时，这又引发了贫富差距和腐败等问题。孙教授特别强调用数据说话，中国的经济放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财政危机则表现在地方债台高筑所带来的风险。孙教授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特征归纳如下：一、缺乏必要的透明度。二、内涵复杂，期限配错风险突出。三、产权不清，隐患丛生。四、化解难度大、成本高。五、投资汇报的陷阱。六、债务治理结构几乎不存在。

论及产业危机，孙教授主要列举了汽车、房地产与光伏产业的实例，指出“产业要转型，产业结构要进行持续的挑战才能实现经济维稳。”

“中国需要梦想，但更需要‘冲破雾霾’去圆这个梦想。”

讲座最后，孙教授分析了转型与政绩的关系，对于现存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冲破雾霾”的建议：

第一、在改革发展的方向和轨道上去寻求突破“经济雾霾”的办法。

第二、改革不能视风险与危机不顾，改革的成功理当包括不断增强的避险能力。

第三、改革包括转型。但转型不仅仅关涉到产业和企业，更关系到政府本身。只要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当事人，谁都不可能是转型的局外人、旁观者。

第四、限制权力的正能量应该来自于人民及其代表大会。上海财经大学财政教授连续四年在全国政协、连续六年在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财政公开、财政的透明度”的提案。据说在他的透明报告里面，我们四川省的财政透明度排在全国30个省政府、直辖市的前列。

第五、改革的一切红利归属民众，而不是应该保留在政府，比如说税收、国企的利润。

第六、经济改革可以先行，但是政治改革也不可滞后。

第七、没有民主和法制的制度保障和约束，任何新举措均难以达到改革之目的，甚至还会造成一个又一个难解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八、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舞台中都应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参与者。

第九、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将会为世界作出重大的贡献。我们政治改革同样会影响世界滚滚潮流。

专题的最后，孙教授以“中国需要梦想，但更需要‘冲破雾霾’去圆这个梦想”作为结语，引发了听众对当下问题的深思。

发布日期：2014-05-20